2003年1月7日夜开始写的
很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看书了。在一个朋友的激励下，重新在工作之余拾起书本。当时朋友的建议是先看一本薄一些的书，最好在一个晚上坚持看完，这样坚持下去，就可以逐渐把读书的习惯形成。翻遍自己的书，选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应该是很薄的书中，最有兴趣看完的了，最后是坚持了三个晚上把这本书看完的。看的过程中觉得不是很适应译文，也许是译者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词语方面觉得理解起来有些困难，所以当时也没记录下来什么东西，争取以后重读此书的时候再说吧。
读的第二本书就是钱穆的《国史新论》，虽然越读的多一些，越觉得自己了解的东西太少，但一方面应朋友之请，写点东西向她介绍这本书，另一方面权当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所以决定写下点什么。
我读的是2001年6月三联书店的版本，书中共有十四章。
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反对很多人按照研究西方历史，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阶段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作者逐个朝代进行分析，并与西方常提到的封建社会进行对比，体现了中国历史的特色，并非一些人所讲的完全的黑暗的封建统治。另外作者拿中国和西欧进行对比。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如果都是那么黑暗，她是怎么过来的呢？其中必有其可以吸收的地方。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无兴亡。”（P55）
“今再深一层言之，亦可谓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P56）
大致的感觉，作者认为西方人的社会可能是由“人性本恶”这一理论发展而来，所以才会出现诸多法律来限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特别的突出了人的物质性，特别的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强调人的个性等等，所以西方人更外露。而中国人的社会可能是由“人性本善”这一理论发展而来，比较注重责任，突出了人的精神性，强调人的个人修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可以说注重的是人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更内敛。
西方人好像选择革命多一些，但是他们那里并不是总在一个国家里革命，比如荷兰革命了，荷兰一度非常强盛，后来西班牙革命了，西班牙就上去了，再后来英国革命了，英国就最强大了，再后来就是美国了，就是说在西方，一个国家革命了，那么那个国家就会获得一个飞速发展的机会，但是好像只有这一次，而不是革命一次就可以强盛一次的。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变化没有西方那么大，但是中国每个朝代都会盛衰的过程，作为整个中国，她始终有盛的机会，而且并不会一直衰下去。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社会的阶层应该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农工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士是中国特有的阶层，他们很特殊，平时也许会从事农工商这类的职业，但按中国历史来说，从事农的机会更多些，他们利用闲暇时间（诸如农闲）进行文化学习，他们也可能会从事教师这一行业。在中国士这个阶层自己进行学习，然后可以利用国家给予的“学而优则仕”的机会进入政府，从而实现他们的抱负。另外书中还提到了“皇帝”其实就是士阶层的一部分。
书中还提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什么的，她的儒教只能说是一种人道教，教人们日常的行为准则等诸如此类的，但并不会直接和其它宗教发生冲突。比如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其实就是经过了中国的改变之后才进入了中国，和原来的佛教已有很大的不同。作者也提到了近现代，西学进入中国，那么可能会又是一次改变，肯定会有人把这些西学和中国的传统进行融合，适合中国以后，才会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一味的只学西方将不是中国的道路。
书中还比较了儒、道、墨等家，其中印象较深的就是儒家讲如何治理国家，应该算是有为了。而道家讲无为而治其实也是一种治理的方法，所以说从宗上来讲还是一致的。
另外一个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士除了自己学之外，还要出行，讲学，一方面可以向其它人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在影响其它人。即使像道家中人，虽然他们自己并不出行，但是还是要有弟子、朋友来到他们的住处进行讨论学习。
书中提到了中国的历史统治中也存在一些权力制约机制，皇帝下有宰相，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有御史丞和御史中丞，“中丞是处内廷的。换言之，御史丞监察外朝，即政府。御史中丞监察内朝，即皇室。”形成了皇帝、宰相、御史中丞这样一个三角监督机制。另外还提到了“在汉代六百石俸的州刺史，可以监察二千石俸的郡太守。”（P101）但是这样的监督机制并没有完全贯穿中国整个历史，尤其是到了清朝，皇帝极端集权，破坏了这一机制。
书中对中国历史各朝代中士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如何选拔人才的机制进行了介绍，尤其是介绍了中国考试制度的来历，认为它就是选举制度的一个变形。
另一个就是乱世出的人才就多，尤其是特别出色的，按我的理解，如果社会非常稳定，那么一个人的一生周围环境就会比较稳定，那么他的学习就比较固定，虽有发展，但不会太大，所以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就要小的多。但是如果社会处于变换阶段，相当多的人周围环境会发生剧烈变化，那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会因为这样的环境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学习，或者说他们的实践机会也比原来要多得多了，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可以表现的更加出色了，更加有影响力了。所以才会出现让人感觉到乱世人才多多的印象。
书中还提到了三个圣人。“孟子所举的三圣人，三种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进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相反。孟子又举一种，非狂非狷，而是一个‘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独行之处。此三种性格，缺如一三角形，各据一角尖。”（P320）这三个人就是伯夷、伊尹、柳下惠。
“中国文化传统上有一特殊之点，即对文武观念向不作严格之区分。”也就是说士就应该习武、懂武，乃至向孙子那样的大家。
作者还讲到，西方人研究东西总是把它们划分的很细，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而中国的东西，很多都是在一起的，比如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等，都不能回避中国那多多的历史典籍，其中记录了很多东西。另外，中国的士除了修身齐家治天下之外，搞别的东西也有，比如科学的东西，但他们都不会一味只钻研那些，就好像不会钻牛角尖一样，他们始终会回到修身齐家治天下的。
就暂且写到这里了吧。
齐亮
2003年1月8日晚 21:00